伟大光辉的一生（附图片）

  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在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

  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原名邓先圣，5岁进私塾发蒙，学名邓希贤，后转入新式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中学。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时他有了朴素的“工业救国”的爱国思想，他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日货、声讨卖国贼的活动。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

  到法国后，因生活所迫，只在中学学习过几个月，就先后到几个工厂做工，他体验到生活的艰辛，体验到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当时，他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他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年转为中国党员。从此，他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成为一名战士。他担任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和党组织里昂区的特派员。他还作过青年团机关刊物《赤光》杂志的编辑。

  1926年初，离法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他在当时写的自传中说道：“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

  1927年春，受党的派遣回国，到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担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组织的书记。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于6、7月间转赴汉口，在中央机关工作。不久，汪精卫主政的武汉政府也公开，严酷的笼罩全国，中国被迫转入地下。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环境，他从此改名为。8月7日他参加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纠正和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反动派的总方针。年底，他随中央机关秘密迁往上海。1928年至1929年，任中央秘书长。1928年中国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协助留在国内的人，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为了挽救革命，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1929年夏，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他化名邓斌，任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同张云逸等于12月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军第七军和右江根据地。次年2月，又发动龙州起义，建立了红军第八军和左江根据地。他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在等人的领导下，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发展到七千人，红域扩展到二十多个县，拥有一百多万人口，成为当时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部队作战连连受挫，不得不转战七千里，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同中央红军会合。对“左”的错误指挥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未被采纳。1931年2月，他受前委的委派，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在这期间他写了《七军工作报告》，详细叙述了红七军的情况，总结了起义前后的经验教训。

  1931年夏，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这时，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从始至终坚持从真实的情况出发，执行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临时中央开展了对邓、毛、谢、古的斗争。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被派往中央苏区边远的乐安县所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他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受到的第一次错误处分。后来，在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下，被调到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不久，负责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

  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他参加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8月，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奔赴华北抗日前线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师长是。

  和率一二九师深入日本侵略军占领区的后方，以太行山为中心，依托山区，并向平原发展。他们率部进行了一系列战斗，在太行山站稳了脚跟后，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接着，又率部越过平汉铁路，东进冀南平原，开辟了冀南抗日根据地；还先后建立了太岳和由鲁西等根据地合并而成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年12月，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高潮，向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所在的太行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1940年3月，刘邓指挥部队，在晋察冀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奋起反击，全歼进攻太行地区的顽固派军队一万余人。为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打击日军的“囚笼政策”，从1940年8月起，八路军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了大规模的破击战役，即“百团大战”。刘邓率领所部38个团参加，进行大小战斗五百余次，给日、伪军以很大打击。

  从1941年开始，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1942年9月，兼任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彭德怀、回延安参加整风后，他于1943年10月代理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他本着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敌进我进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指挥部队粉碎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扫荡”，并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进行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取得很大成绩。从真实的情况出发，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太行区的经济建设》、《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和讲话。他提出了对敌斗争的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提出了从各方面积蓄力量、为战略反攻和战后建国作准备的方针。他在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动员会上所发表的讲话，指出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事业要以思想作指导。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他和率部开创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块根据地已基本上连成一片，成为拥有2400万人口、30万军队的全国最大的解放区。同月，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任军区司令员。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与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不断地挑起局部战争。由刘邓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横亘中原，正堵住军队向华北、东北解放区进攻的通道，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军队的进攻矛头首先就指向这个地区。1945年9月，和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全歼侵入解放区腹地的军队，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接着，移师东进，阻击沿平汉铁路北犯的军队，取得了邯郸战役的胜利。这两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遏制了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大大加强了中国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对停战协定的达成，起了及其重要的作用。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陇海铁路南北开展运动战，大踏步进退，连续进行了陇海、定陶、巨野等较大规模的战役，大量歼灭军队的有生力量。

  1947年5月，任中央中原局书记。6月，根据中央和决定的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区域的战略部署，他和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强渡黄河天险，在鲁西南地区，经过28天连续作战，歼敌5万6千余人，打开了南下的通路。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从几十万敌军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地区，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地区后，对在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形成了直接威胁，迫使军队调动主力回援。围困大别山地区的敌军增加到约20万人，斗争极端艰苦。激励部队说：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其他部队和地区就能大量歼灭敌人和深入开展工作，这对全局极为有利，我们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坚持住。刘邓领导大别山根据地军民，积极、灵活地打击敌人，不断粉碎军队对大别山地区的重兵轮番“进剿”。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同相继南下的另外两支野战大军在中原地区布成“品”字形阵势，牵制和吸引了敌军南线个旅的兵力，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阵地。1948年5月，任辖区扩大了的中央中原局及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

  在开辟中原新解放区的过程中，发表了《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等讲话和指示，根据中央的方针，从中原新解放区的真实的情况出发，对整党、土改和工商业政策等问题，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受到中央和的肯定和称赞。从1948年春起，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相继发起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战役，粉碎了中原军队的防御体系。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按照中央和的战略部署，进行了具有决战性质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蒋介石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中央和决定，由、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任书记，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后改称第二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后改称第三野战军）。淮海战役中，蒋介石先后集结近80万军队，而人民参战部队只有60万人，在武器装备上军队更是占有巨大的优势。总前委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经过66天的作战，共歼敌55万5千人，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完全胜利。1949年3月，出席七届二中全会，受命兼任华东局。4月21日，遵照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为书记的总前委统率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京沪杭战役，一举突破军队的长江防线，浩浩荡荡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及苏、皖、浙、赣等省广大地区。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反动统治的覆灭。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员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他和率部进军大西南，迅速消灭了盘踞在云、贵、川三省的90多万反动武装，把反动统治势力最后逐出中国大陆。在西南期间，他任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他和、贺龙在指挥部队清剿土匪顽敌的同时，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分化争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争取的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谨慎稳妥地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促成各民族的团结；发动和依靠群众，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加强各级政权建设；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兴修成渝铁路等等，很快改变了那里的混乱的面貌，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他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实现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

  1952年7月，调到中央，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他提出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财政工作要有全面观念。1954年任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4月，在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中国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提出和深刻论述了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指出党面临新的考验，一定要经常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要求全党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避免个人专断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中央委员会，成为以为核心的中国集体的重要成员。在推荐当时，说他比较顾全大局，比较有才干，比较周到和公道，是个厚道人。1959年他又担任常委。

  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长达十年。这十年，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国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取得很大的成就，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同时也有过严重失误。长期处于工作的第一线，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在许多方面提出过重要的正确主张。这是他工作最繁忙的十年。他积极贯彻八大的路线，指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要接受监督。1958年“”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动起来以后，“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接着是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他到农村调查，在公共食堂、供给制等问题上提出了纠正错误的意见。他主持制定了《国营工业公司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对恢复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及正常的生产秩序，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起了重大作用。他还主持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2年2月，为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进一步纠正“”以来工作中的错误，中央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的民主生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同年5月，他提出要做好对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的甄别工作，用“一揽子解决”的办法，一次解决。由于“”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村集体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62年，许多农村的干部和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针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在1962年7月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哪种生产关系的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非常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

  担任期间，同各国的领导人广泛接触。他曾多次率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联进行谈判，坚决维护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

  1966年，领导和发动“”。在这场长达十年的动乱中两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被撤销一切职务，经历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艰难、最曲折的时期。1969年10月，他被送到江西省新建县。他每天到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半天，做钳工活。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后，有意让出来工作，在周恩来支持下，于1973年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4年他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筹备四届人大和酝酿国务院领导人选时，评价他“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主持起草了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他担任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副主席、中国人民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以后，在支持下，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在这期间，他力挽狂澜，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

  他强调全国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以铁路交通作为经济整顿的突破口。他指示有关部门先后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三个文件。在短时间内，包括军队、工业、农业、交通、科教、文艺等在内的全面整顿，收到显著的成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起初，对的工作是支持的，但是不能容忍他系统地纠正“”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4月5日，广场发生悼念周总理，反对“”，拥护的群众运动，“”乘机诬陷，他再一次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9月，逝世。10月，“”被粉碎，“”结束。

  在未来的岁月中，中国应该走怎样的一条路，这是亿万人民十分关切的重大问题。由于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的历史功勋，由于他对“”的坚决斗争和在动乱中主持全面整顿取得的很明显的成效，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陈云等的积极推动下，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的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副主席、人民总参谋长的职务。在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当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整个国家问题成堆，急待解决。他一出来工作，立即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高举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等讲话和谈话中，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思想，“实事求是，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的局面被冲破。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在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还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别的地方、其他人，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这个讲话其实就是这次全会的主题报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不再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为核心的集体。

  非常重视解决组织路线的问题。他在多次讲话中提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他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问题，改变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

  在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出现了摆脱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等右的思潮。为了在现代化建设中保持正确方向，1979年3月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坚持四项根本原则》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根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根本否定了“”，维护了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思想。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他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他被选为主席。

  1982年9月，中国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次大会确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他为中央，决定他任主席。十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在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员会议上，他当选为主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和中国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提出，我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搞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0年，他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十三大前夕，他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三大对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论述作了概括，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根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要实现现代化，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全力发展生产力。认为，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八十年代的三件大事，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要求全党要始终如一地搞这件事，扭住不放。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发展生产力中，他很看重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点。他认为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强调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高瞻远瞩，为我国制定了宏伟的经济发展的策略。1979年他提出在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后他在多次讲线年代初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十三大确认了这一发展战略。

  针对旧有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提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他认为，改革具有解放生产力的意义，“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充分肯定和支持农村率先发起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并及时总结经验，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涉及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所有的领域的改革全面展开。他对这个决定给予了高度评价。对这场前无古人、情况复杂的伟大试验，他确定了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指导方针。他强调，“在改革中我们从始至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他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从1979年到1992年的多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的这些谈话，为我们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1980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从领导制度、组织制度这一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来总结“”的经验教训，对现行领导制度存在的各种弊端提出一定要进行改革。1986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他提出，不改革政治体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精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克服官僚主义，提升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他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全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他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他主张全面开放，向所有国家开放。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吸收外国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引进外国智力，大量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他作出设立经济特区，开放十几个沿海港口城市，进而开辟沿海对外经济开放地带和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等一系列重大决策。1984年和1992年他两次到特区视察，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特区的快速地发展带动了全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搞改革开放，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会遇到各种干扰。对19发生的，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道，坚决支持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平息，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他特别强调，改革和建设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稳定压倒一切。他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都没有错，错在四个坚持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他强调，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指出，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要发挥我们的优势，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1985年在中国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告诫全党：“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以后他又说：“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

  作为中国人民统帅，对新时期军队建设提出许多重要思想。他对当今时代和我国安全环境作了科学判断，使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了战略性转变。他提出，要把军队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要求军队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为保证国家安全，维护祖国统一，慢慢地加强国防实力。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自觉地在这个大局下行动，积极支持和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在他领导下，人民裁减员额一百万，这是我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实际行动。1989年在他辞去主席的时候，向参加扩大会议的同志深情地说：“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

  为了解决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尊重历史和现状，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即在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982年9月，他在同英国首相会见时，阐述了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维护了祖国的主权和尊严。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整一个完整的过程中，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97年7月1日，我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他的伟大构想即将实现。1983年他提出问题的“六条”方针，强烈表达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他针对分裂中国的图谋，强调不能放弃用非和平方式问题。“一国两制”不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也为国际上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范例。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审时度势，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战略。他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准则。他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在他的主持下，实现了中美建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四周的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他对许多国家进行了访问，接待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严重曲折的局势，他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为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贯重视党的建设。他提出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工作状况、组织状况和领导制度。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维护中央的权威。他强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要发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从党和国家的前途着眼，坚决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他曾多次提出辞去领导职务。1987年11月召开十三大，他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1989年11月，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又辞去主席的职务，实现了他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集体向以为核心的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他说，我们党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同志，大家要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这是我的政治交代。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1992年初他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提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的这个谈话为开好十四大，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必须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以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3年，以89岁高龄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文选》第三卷。《文选》共出版三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汇集了在形成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富有独创性的重要著作，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和全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振兴与发展的精神支柱。中国人民正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在以为核心的下，胜利迈向二十一世纪。（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